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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疆的世界

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日志

 
 

我的老师安娜-玛丽  

2009-02-27 04:15:02|  分类: 点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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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命定还是偶然,回过头看时,人生的交错聚合总是一连串的蝴蝶效应。不知在何时、何地、与何人的相遇,就可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然而好在(抑或是坏在)我们永远都是事后诸葛亮,在完全没有选择余地的情况下,做决定总是相当简单的事。

 

由于长期的校园生活,我的人生经历相对简单。目前给我人生带来“重大”影响、或许已经改变了我的命运的人,自然都是老师了。

小学时有教语文的K老师,高中是教英语的M老师,工作方面业务精通、认真负责自不必说,对学生更是关怀备至,“爱生如子”。有了这样的老师,数学等科目的呆板教学自然高下毕现。虽然当时理科的成绩并不差,而且颇有点赌气于所谓“女生理科不行,只能学文”的高论,很想在理科方面有所发展,但总结起来毕竟在文科方面驾轻就熟、手到擒来,再加上身为英语老师的教导主任W对往届考生的一番议论,说“这么多届学生,就是学外语的出路最好,也最轻松了”,终于打动了母亲和我。

回头想来,我的“命运”——如果它的确存在的话,自我遇到K,M与W时就已经决定了:从文科到外语,我的学业与职业生涯的确如W主任当年所言,相比理工同学,出路虽不敢说“最好”,但是绝对轻松。

然而,那时决然没有想到的是:大学四年下来轻松搞定的外语,毕业之后至多不过一只会为主人说洋话的鹦鹉,在词汇量及语法方面甚至比不过一部电子词典。连我们老师都不忘提醒我们:外语,不过是一种交流工具,如果不通过其他领域跳出这个局限,我们一生就只能屈居人后,供人役使。语言本身是没有思想的,它的精神力量来自于其背后深层的社会历史文化。

 

说到这里,我就不能不提另一个极富个性、颇受争议的人物——安娜-玛丽女士。

 

我对所有老师都是以姓尊称的,称“您”,从不直呼其名,只有安娜-玛丽是个例外。她是法国人,巴黎人氏,毕业于名校“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po,姓罗斯特,可自第一堂课起就让我们对她直呼其名,并以“你”相称。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法国都是难以想象的。

安娜-玛丽年不过40,身材修长苗条,发色是少见的棕红,眼睛颜色似乎是蓝色(其实记不清了),皮肤上自然少不了红发人特有的细细的雀斑,但远看看不出,依然觉得白皙秀丽。虽然外教不止她一个,但她无疑是最能集中体现法国知识分子特点的了:理性、冷静、举止优雅、态度雍容,全身上下都流露出典型法兰西式的骄傲和自信——这种自信即使在我所认识的法国大学教授中都不常见。同样是法国外教,另一位Chègne女士就要低调的多。有一次Chègne女士下课时,正巧见安娜-玛丽匆匆走过,Chègne停下想要招呼她,她却倏地扭头过去,昂首挺胸地走了。这件事在同学中迅速传开,我们得出结论是她的高傲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巴黎女人天性中的优越感(如同上海人相比外地人总感觉高人一等),再加上名校出身,自然不把外省来的Chègne夫人放在眼里。

安娜-玛丽的高傲虽然引人腹诽,但得承认她业务能力、教学水平的确好,也许这足以成为她高傲的理由。国内外语教师需求量大,以至于有点急病乱投医,在路上见到一个高鼻深目、西洋人状的外国人士便想到拉去当英语老师,甚至不在乎人家的母语是否英语,是否受过相关的师资培训。而安娜-玛丽与这种外教截然不同,从她在课堂上挥洒自如的全情投入,就能感觉到她知道自己是为了教学而生的并且在这一领域出类拔萃。法国人以不守时、效率低下闻名天下,而她的课上却井井有条、目的明确,每分钟都会有具体的任务,每次作业都会有切中肯綮的评价和指导。我的中国籍老师们或曾供职于高层,或服务于要员,至少都是翻译界的知名人士,跟他们上课,如同笔录《论语》的孔子弟子,无须回应、无须交流,只需一纸一笔将老师的造句一一抄录,一个小时下来,直记得手指发僵。而在安娜-玛丽的课上却完全不是这样。由于课本陈旧、内容过时,她给我们使用的都是自己网上搜集的近期文章。我们研读事先准备过的课文,她来解释语法或词语的运用。她是中国通,但在课上却不说一句汉语。即使如此,再复杂抽象的生字,一经她的语言加工,便被化解为简单明了的单词,根本用不到字典。(中国学生的“字典崇拜”其实由来已久。语言课堂上字典不离身。遇到生词,不听老师解释,径直查字典。直到今天,很多语言教师仍然对其情有独钟。对此,总督学白乐桑先生曾经对我说:“那不是教学,是背字典。” )

 

除去骄傲,安娜-玛丽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她与生俱来的从容和雷打不动的微笑。她的微笑,在我们犯错时如此,考试时如此,即使是在被学生质问、论战、遭遇冷场与抵制时依然如此。我至今还记得她的欧式薄嘴唇微微上扬、浅色睫毛在阳光中金光闪闪的样子。她那似乎洞察一切、胸有成竹的自信,有时甚至强烈到令我为其揪心的程度。

我记得有一次她问我们有关时间的名词“年”“月”“日”“星期”等的形容词形式。我把annuel说成annule,她笑着拍着我的肩膀,说我的张冠李戴“很有想象力”。

当然她也有不笑的时候。一次课堂提问,总有反应快的同学着急抢答,迟钝些的则往往被打断,对此她说:“同学们,静一点。在回答之前先想一想,让别人也有思考的时间。”

如果仅仅是语言教学,安娜-玛丽的优秀基本源于她所受的培训及法国人母语表达的便利。这一点,我的任何中国籍老师的业务水平并不落于人后,语法教学甚至可以更胜一筹。而安娜-玛丽的法语课并不仅于此,相比众位中法老师,她总是显得与众不同,她对某些“敏感”问题的处理,在我当年年轻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轨迹。

我们的口语课原来以语法运用、造句翻译为主,只有安娜-玛丽以时政与社会新闻为口语话题。一次赶上某团体在大学进行艾滋病宣传,向男大学生分发安全套。她在课上表示了对该活动的支持,但又补充说“可惜没有向女生分发,这是不公平的。因为女生也有选择(性伴侣)的权利”。——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女生也应该持有安全套。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这种东西只有男人和妓女才会去买。

中国人对外国人谈论中国问题总是怀有点抵触情绪的,有时看在对方“狭隘无知”“不了解中国国情”的份上,也就宽宏大量地不予计较了。安娜-玛丽的特别,就在于她一方面深谙中国国情,另一方面却会时不时地明知故犯,让我们的宽容沦为自作多情的反讽。比如台湾——在她看来就是一个Etat。在我们慷慨激昂地一通辩驳后,她依旧笑容四溢地说:“我是法国人,我谈的是法国人的看法。”后来再提到台湾地位时,她总要加上一句“以中国人的观点,台湾是……”,并在“中国观点”上重点强调。我开始还以为她最终与我们达成妥协,后来才意识到她恰恰是在暗示只有中国人持此观点,中国以外的世界人民还是把台湾当做Etat。

最恐怖的一次是她向我们介绍法国政治体制和选举制度。提到“民主”démocratie一词时,她说:“在我们看来,中国的政治是不民主的。”一言既出,全场皆惊。我听得心惊胆颤,忙低下头不敢言语,相比她的微笑和坦然,仿佛说了如此大逆不道的话的人是我而不是她。面对面目铁青、集体失语的我们,她却大大方方地解释:démo-这个词缀源于希腊语,意识是“多数”,démocratie就是“多数人的政治”,都是指数量。中国人民大多数无法参政,因此就不能称其“民主”国家。

我们便举例,比如鼎鼎大名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党派”等等,由此证明我国的“间接民主”。她便问,人民代表怎么选出来的,他们多长时间聚会一次,一次能解决多少问题……

不用说,很多时候讨论的气氛都很紧张,仅凭安娜-玛丽的微笑和优雅都无法一时化解。出于礼貌,我们当时虽然相当隐忍,不能一一反驳,但并未被她几句话所说服。后来,各式各样的流言就传开了,有人说她不是法国原籍,而是祖上逃难的阿尔巴尼亚人后裔;有人说她是犹太人,因为她拒绝在周日加班;流传最广的一条说她是法国间谍,不仅是她,来华的很多外教都负有政治任务的,定期向大使馆交报告……同学L一次作业抄袭被安娜-玛丽当众指出,从此耿耿于怀,干脆添油加醋地说她有一个私生的女儿……

 

回头想来,安娜-玛丽不顾中国人的忌讳与面子,我行我素,率性直言,未免有所不妥。多少路人皆知却心照不宣的皇帝新衣,就被这个法国女人赤裸裸地点破,毕竟伤害了我们本来就伤痕累累、骄傲而脆弱的民族感情。

从很小时候起,就有人就告诉我,与“国家利益”、“民族感情”相比,真相与事实是不重要、甚至是可以忽略的。

那么在“事实”和“利益”发生矛盾的情况下,我们将何去何从?

 

在安娜-玛丽的课上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教育者应该指导学生探索事实、陈述事实,而不要对事实本身做任何评论;面对不同的观点,无须全盘接受,能做到耐心的倾听就已经不错;要学会宽容其他人的言论,讨论要就事论事而不是针对个人好恶。

直到后来,作为教师的我才发觉最重要的不是教授学生具体知识,而是教会他们如何学习;不是提供给他们现成的观点,而是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掌握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离开大学已经多年了,安娜-玛丽的下落也不得而知。据说她回到了巴黎,还曾经帮助一位留法同学寻找住房。我一直记得她。也许是她的优雅,抑或是她的智慧,也可能对她自由奔放却理性知性的气质的欣赏。然而我又深深知道,作为中国人,我无论如何无法做到如安娜-玛丽一般个性张扬,无惧无畏,坚持自己的思想而不在乎别人的感受,更不在乎自己能否得到别人的原谅。

 

多年过去,我当年辛苦手记的大量课堂笔记及老师语录都不知去向,各类文学作品、外交辞令、政府官文、商务合同的翻译也被卖了废纸,而在安娜-玛丽课上读到的文章、讨论的话题却依然历历在目。我现在才明白,她的骄傲不在于她法国人的身份或名校的品牌,而在于她对独立人格与思想自由的认同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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