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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中法交流(4)法国人也“敏感”了一回  

2012-03-27 03:02:22|  分类: 文化交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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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感”这个词,自从我国成为和谐社会以来,似乎是专门为中国的某些人群准备的。敏感体质对谁来说都不舒服,中国人中大概没人会引以为傲,不过在这次与二位法国同事的交往中,我却真真切切地感受了一回法国人的“敏感”,而且丝毫不比中国的某些人逊色。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法国中学课业中有一个项目叫“Devoir Pratique”(简称DP),老师一般会安排学生就某个话题进行采访,写出一份采访报告出来。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被采访人。有时候老师布置的课业中有有关中国的问题,学生就会找我来采访。这一次,在参与交流的法国学生中,有一个叫阿梅丽的女生要做关于中国文革的课题,她就找我问了一些问题,并进行了录像。在她以前,也有学生就中国的移动人口问题采访过我,所以这一次被阿梅丽问到文革,我也并没有在意。我自高中起就受西方文化影响,言论自由的思想深入我心,自然有什么就说什么。那次采访进行得很顺利。后来上海的交流生来了,中方学生由各自笔友的家庭招待。在这十多天中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然而,在上海人走后没多久,上海方面的S老师就给我写来一封信。她说她的学生、阿梅丽的笔友,发现阿梅丽在做有关文革的作业。她问这个作业是否我布置的。
  
  信的内容很简单,可是出于中国人特有的敏感,那一瞬间我却很是激灵了一下。
  首先,阿梅丽的笔友、那个中国女生,是出于什么动机把阿梅丽做文革题目的事反映给他们的老师?
  其次,S的信又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我布置的,我是否因此有了“反政府”的嫌疑?
  
  我在大学时有幸师从于几位优秀的教师,比如我以前说过的法国人L’host老师。从她那里我学到一个原则,就是不向学生传播自己的政治观点。因为老师虽然有言论自由,但利用职业之便在课堂上宣传政治,或替某个候选人拉选票,是有违职业道德的行为。正确的做法是讲述事实,指导学生讨论、自行判断,而不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所以,虽然我平时的反政府言论不少,但作为语言教师,我在课堂上只讲语言和文化,不鼓励学生讨论政治话题,自然也不会布置这样的作业。
  
  由于不清楚S的态度,我没有做任何评论。就她信中的问题,我实事求是地回答,这个作业是法国老师布置的,不是我的安排。
  最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劳尔和马蒂尔德。因为她们之前嫌我“不透明”,我便主动“透明”给她们,事实证明,这一次又是我的一厢情愿。
  
  回复过S之后,我在课堂上向阿梅丽询问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阿梅丽说中国学生的老师让学生们观察法国学生的生活,她就把自己的作业给笔友看,结果这个女生看到阿梅丽做文革课题后十分“吃惊”,并拍下照片。估计她后来反映给了S,才有了S的那一问。
  
  听过阿梅丽的讲述,我只能想到两种可能:
  1.这个中国女生只是按照老师的嘱咐,观察法国中学生的学业,因为觉得新奇所以拍照留念;
  2.这个女生从小受国内“爱国主义”教育影响,放眼望去,全世界无一不是反华分子,看到法国中学生研究中国文革,必然是受法国反华教师的唆使,于是义愤填膺,所以拍照作为证据。如果该作业是我布置的,那我就是坐实的“反华分子”和“汉奸”。
  
  虽然我从常识角度判断应属第一种可能,可在我不了解那个女生、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像鲁迅先生一样,“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何况再听说过某位大学老师由于批评时政而被学生举报的案子,也不能完全排除第二种可能。但同样是由于没有证据,我不能在这个话题上与学生深入下去,于是,我只是简单地告诉学生,不要与中国学生讨论政治问题,因为他们从小的教育中没有经过足够的逻辑思辨训练,官方的教育也从不鼓励培养学生的独立思维能力,他们没有足够的心理及思想准备进行这样涉及敏感话题的讨论。
  
  当时阿梅丽虽然有点不知所措,但学生们态度还是轻松的,这时有个女生开玩笑似的说了句“你的笔友把你出卖了”,我的回答是:“我们在不知道事实的情况下,什么都不能说。”我不相信在日常交往中,一个普通的高中女生会自愿充当告密者这个角色,但由于中国是西方人眼中如假包换的专制国家,遇到这类情况,他们第一反应就是间谍、告密、秘密警察……这些,可以称之为法国人的“敏感”。
  
  那堂课如常进行,阿梅丽也没有表现出很大的情绪。我以为事情解决了,没想到第二天马蒂尔德就写来一封言辞激烈的信。在信中我才知道,阿梅丽在课后哭了。马蒂尔德说阿梅丽开始害怕自己的笔友,害怕中国的学生,是她和劳尔在安慰她。她说我在课堂上不负责任,把问题推给学生,给她施压,让她自责。她说我应该给学生讲中国的专制,讲中国学生如何互相监督互相告密,讲这个幼稚的女生被老师利用作为秘探……
  
  我看到这封信时完全震惊了:我何尝不知道中国的专制和秘密警察的存在,可是难道就中国有这些问题就能毫无根据地怀疑我们的学生吗?S虽然办事散漫,有时犯迷糊,但她绝不可能安排学生来做什么密探!如果说中国人动辄将西方人的批评视为反华言论的这种做法是“敏感”,西方人把一个普通事件上升为秘密警察的刺探未免又堕入另一个“敏感”的怪圈。
  
  我于是便给阿梅丽写信,问她为什么哭,向她解释说笔友不可能是密探,让她千万不要误会;同时又马蒂尔德写信,指出她这样无端上纲上线的言论会极大伤害到中法师生的关系。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无论是S,还是那名女生,谁都承担不了“告密”这么沉重的“罪名”。
  
  那一天我写了很多信,给阿梅丽,给马蒂尔德,给劳尔,给S……第二天是周末,我电话打到上海,假装没事地问S有关那名女生和阿梅丽的事。S的回答是,那女生看到阿梅丽的作业十分吃惊,因为中国年轻人对这段历史了解不多,而看到法国学生居然会对此感兴趣,又是感动又是惭愧,所以拍照下来。她写信问我是否我布置的作业,也不过随口一问,因为她想知道这是否只我给学生讲中国文化而留的作业而已。
  
  周末阿梅丽的回信也来了,她告诉我,她当时哭只是害怕这件事影响到她到中国的旅行。她没有怀疑自己的笔友。
  
  事情原本如此简单。没有告密,没有警察,没有间谍……不过是两个学生在完成各自老师布置的作业,却被两种文化的“敏感”而诠释得面目全非。
  
  我在由于与S的关系“不透明”而被二位同事指责后,这一次又由于对“告密”事件的态度而被马蒂尔德无理批评。我承认中国政府的专制,可是我无法接受她对中国社会偏激的看法。她无权评论我对课堂教学的组织,正如我无权向学生灌输中国是否专制的思想。
  
  马蒂尔德后来写信说,让我们放下彼此的纠纷和“小孩子式的闹剧”,一起干些实事。这件事就再次被和稀泥的方式抹平。  
  时至如今,我没有收到来自马蒂尔德或是劳尔的任何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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